音乐公众号《古典纵横》

这个是赵毅敏(知乎),一个资深乐评人,创建的公众号。目前每个月会贴出来新碟推荐。

我看了他推荐的7月份的碟片。认识了小提琴家Nathan Milstein。Milstein是一位乌克兰出生的美国小提琴家(1904-1992)。推荐的碟片是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6首。

说实话,和大提琴相比,我更喜欢巴赫的大提琴。小提琴独奏听起来有些孤单。也许听第二遍会感觉不同。

小提琴有时候是否在追求“哑嗓”和“破音”的感觉?似乎并不是越圆润越好。我好像看到了一条长长的绸缎带子,在阳光下的投影,时细时粗。

以色列的总理们

在这周的《经济观察报》上,读到了章乐天写的书评,是一本四朝元老写的以色列的总理的日常点滴。这本书英文版2010年出版,中文版今年7月由 甲骨文丛书 出版。

里面描写拉宾(Rabin)与贝京(Begin)的关系很有意思。

希望我能静下心来,读一读书,而不仅仅是书评。

海归教授“自杀性”吐槽:中国教师的日子为什么那么难

作者白彤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转载自:铂程斋

辞去美国的教职加入复旦已经四年,从大陆高校最成功的通识教育到现在的两级管理改革,我亲身感受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改革上的种种大胆和正确的尝试。

但是,我想大家是想听听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因此,下面我会结合我自己做美国的学习与教学经验,谈一些我们可能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在美国,我在哲学系,我们系和英语系(两个系共近40名教师)各自只有一名系主任,两个系共用一名秘书,一切井井有条。

回到中国,看到我们学院乃至学校有庞大的行政班子,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发现自己不但要做很多在美国由行政人员做的事情,还要被行政管治着做很多美国大学里从来不用做的事情,举例如下。

1、在美国,我有与教学相关的复印需要,由几个系共用的服务中心解决,就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楼里。我们只需要把要复印的课程大纲、阅读材料留在那里,到时候去取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在复旦想给学生复印阅读材料,被告知去复印店里自己掏钱去弄。

2、在美国,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都配备了电脑和电话,办公相关的用品可以去系里秘书那里免费领取(不用填任何表格),办公室也有专人打扫。回到国内,才知道这些东西都要用自己申请经费去买、报销。开始我与一名同事共用办公室,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是这位同事倒的我们共用的垃圾桶,分外惭愧。

3、在美国,每隔3年有一学期带薪的学术假。回到中国,发现从来没有人休学术假。后来被告知假是有的,但是所带的薪是工资表上的工资部分。但是,中国大学教师每月固定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补贴,以及绩效考核。

所以,中国“带薪”的学术假,实际上近乎无薪的学术假。除非傍上大款,谁敢休呢?学校如果真的想让老师有时间研究,能否保证休学术假期间,各项主要补贴照发不误呢?

4、在美国,老师要教新课,跟系主任说一声就可以了。在中国,开新课要填各种申请表,由教务处审核通过。并且很多不在所谓培养计划里的课程,很难申请下来。美国也有培养计划,但是它更多是模块性的。比如哲学专业必须在古典哲学模块里选一门课,但是对老师开的具体课程并不限制,这门课算哪个模块由院系自定。

美国大学的教务处是服务机构,只负责备案。

但在中国,教务处成了审核与管治机构。可是,我们想想,教务处的审核人员大多没有当过老师,更不是相关专业的专家,为什么由他们决定院系老师(他们才是专家)的课程是否可以开设呢?我们的二级管理改革,在这一点上,要把培养计划以及课程制定的权利真的下放到院系,让教务处成为真正的服务部门。

5、在美国,虽然有年度教师这样的荣誉,但是它是学生自己组织授予的。在中国,我们有各种精品课程的评比,是填各种报表,由不知道哪里的专家评审的。

我们还有各种课程建设。这些建设所给予的经费支持,是要报销的。关于报销的血泪,我想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老师忙于申报精品课程,没有时间去精品其课程;忙于报销建设费,而不去建设课程。

我们能不能少评比和“建设”课程,把腾出来的人力放在服务教师上,把腾出来的钱,直接以现金形式,发给老师,尤其是人文类的老师,因为我们教课的“设备”就是我们读书思考的大脑,我们需要的是多一点读书的时间,少担心些柴米油盐?

6、最后,就是科研经费。回国半年,有朋友问我做了什么学术工作,我说我填了很多表。当然,这么说很是不识抬举。在中国大学,能申请到种种经费,是被重视的象征。

但是,从填表以及准备很多折腾人的材料,到中期考核,乃至结项,占据了很多真的科研的时间。有时候去文科科研处,看着他们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材料,对那里的老师也很同情,也明白了我们这么多行政人员在忙什么。

拿到经费以后,还要有报销的种种血泪。比如,用自己的经费出国开会,还要用公务护照,事先层层申请,才能最终报销。我办了一个英语授课的、针对外国学生的中国哲学硕士项目,得到了经费支持,但其中没有现金额度,而我需要的恰恰是付给外校老师、助管、助教现金,这又逼着我们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凡此种种,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从国家各级部委到大学,管治(包括评比与“建设”)占据了主导。我不是说管治不对,而是说管治应该让专家来做,即去行政化。但这不是说让教授进入行政系统,成了新的官僚。这里是说,比如在对教学与研究上,教师本人和各院系是专家所在,所以应该把管治权尽量给他们。

这包括研究经费,尽量要“藏富于民”、藏富于大学老师。我在美国,从来不申请国家经费,因为我的工资足够我进行各种科研相关活动。而中国,国富民穷在教育上的表现,是国家控制了太多资源,这些资源由各级官僚、联同各级学阀,进行寻租。

有限的教育经费养了很多给学者添麻烦的官员,发到学校、学者手上也是很多麻烦。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一个大学没办法改什么,为了保证能占据有限的资源,我们也不得不参加各项评比。

但是,大学加强二级管理,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希望,这种加强,是实质的加强。比如,国家对学校影响不大的经费、评比,我们能不能尽量少参加?校内的各种官方评比、建设可否少一些?

尤其是人文学科(理科与社会科学可能确实需要很多设备和经验研究经费),能不能尽量将支持的经费以现金的形式发给院系和老师,让他们自行支配(我们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光华人文基金,就是直接支持青年教师的)?我们的经费管理,能不能尽量听取院系意见,尽量简化,尽量在可能的条件下增大现金额度,而不是在国家不合理的规定上还要层层加码?

自杀性地抱怨了很多,不是说复旦相对全国其他高校做得多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复旦很多事情做得多比其他高校更好一些。学哲学的,喜欢干的事情是想像一个理想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

当然,我这里的理想世界不太遥远,美国做到了。我们要超英赶美,能不能在这些地方真正地赶超呢?

金性尧,黄进兴

又是从上海书评带来的两个人。对,现在看书都不是看书了,而是看人,如追星族般。前者对古文颇有研究,我在读他的《伸脚集》。后者是对西方哲学很有研究,我只读他的《哈佛琐记》,算是80年代留学生时髦写的那类介绍性质的专栏文章。不错的睡前读物。

而说到介绍类的文字,唐诺很自觉的说,写了太多的浅显的介绍性的文章,关于推理小说和NBA,而从《尽头》开始,要深入的去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了。要不,脑子会变笨变懒。这些对我写论文也有启发,不可一味对外行做介绍,总是要兼顾和平衡些。虽然难的东西听众少,但是穿透力强。知音难得。

本来是要开张做买卖的一个网站,要迎客的,弄着弄着就成了自家后院,堆放杂物的了。想来自己申请了好几个域名(免费的),如 http://simcolor.cf,挤在这一个服务器上,不知道潜意识是什么(我知道,一种穷人想法,最大程度利用资源。无中生有,苦中作乐的想法。真给我钱,时间,机会,让我去利用,反而我不会了,因为我只会节省。)

思考本身就是有趣的,有价值的。也许只是学习理解已有的东西,虽暂时只对自己有用,却为将来将其延续传播做了铺垫;也许是思考一个很难的问题,为了将来被某人指点开窍做好准备。但是,述而不作是不好的,落在纸面上的东西才是可以被反复检验打磨的。

我去打磨自己了。拜拜。

许知远 十三邀之完整版

转载自 https://freeknight.cf/2019/01/04/thirteen-invitations/

杨焄︱炉边论诗兴味长:金性尧的暮年诗话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焄
2019-06-12 10:18 来源:澎湃新闻

早年凭借“文情俱胜的随笔”(周作人《文载道文抄序》,收入《立春以前》,太平书局,1945年)在文坛崭露头角,随后却突然沉寂多年,仅以古籍整理编校为业的金性尧,从1982年开始应邀在《书林》杂志上陆续撰文讲说古典诗歌。专栏取名为“炉边诗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初诗论家吴乔那部有名的《围炉诗话》,不过两者的境况其实大相径庭。吴著是和诸多志同道合的友朋欢谈切磋的产物,众人“围炉取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飚举,无复畛畦”(《围炉诗话自序》),充满了不拘形迹、往还商讨的热闹气氛。相形之下,金性尧就凄清落寞得多,正如他此后在将这些随笔汇集成书时所说的那样,“因为写时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便随手取了这个名字”;回忆起那数年撰稿的时光,他更是出人意料地感叹,“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这六七年却不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薄薄一张纸,撕一张就少一天了”(《炉边诗话·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竟然显得黯然神伤而意气消沉。

金性尧《炉边诗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好在一旦谈起诗,金性尧立刻又恢复了神定气闲、挥洒自如的风采。这些说诗随笔所涉甚广,上起先秦时期的《诗经》,下至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从中固然足以展现其深厚丰赡的腹笥,而更值得反复体味的则是那些平实通达却屡有新意的见解。在《杜甫写马》中,他极力表彰前代的批评家,“凡是评论到杜诗中精采作品,这些评语也往往神采飞扬,表现出他们高超的欣赏能力,一看到杜诗中‘死不休’的名句,他们的审美敏感就一触即发,和诗人一样表现出他们的能动性。即使是寥寥数十字,也不失为杜甫的钟子期”,倒是很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即便是耳熟能详的诗篇,听他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也同样能引人入胜。比如在《贺知章还乡》中论及《回乡偶书》,他先引杜甫《遣兴五首》其四中的“贺公雅吴语”,来作贺诗“乡音无改”的注脚,笔锋随即顺势一转,提到“人的乡音是很难改变的,往往与生命相终始。想起来,他和讲四川话的李白,讲河南话的杜甫以及长安人谈话,一定很吃力”,就这么闲闲散散地扯出几笔,却涉笔成趣,大有知堂散文的余韵。最后他又归结全篇宗旨:“诗里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感伤或激动情绪,而是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个老人的今昔之感。在长安时,只能从怀念中、梦境中萦绕的故乡的一堆土山、一条游鱼,现在都重新回到了眼前。尽管时间已从他脚下脉脉地流过了几十年,他却还能拾起时间的残片,让过去和现在联缀着;尽管时间已经改变了故乡的许多事物,这些事物却永远不会在老人记忆中消失。就在回乡这一年,老人终于和镜湖的水色诀别了。”曲终人散而余音袅袅,这种看似平淡冷静实则低徊怅惘的思乡之情,仿佛模糊黯淡却又清晰明亮的记忆碎片,恐怕也是他逐渐迈入暮年以后的真切体验。正因为掩卷冥思时感同身受,所以铺纸落墨之际,就能指引读者仔细品咂其中的复杂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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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S5E1

哦?居然70分钟?

结果节奏根本不是黑镜的节奏。反转也不是黑镜的反转。

也许1、2季太好了,第三第四季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编剧是不是一边梦游一边写剧本的?

如果说这是山寨版的黑镜,我一定信。

好了,不再恶毒了。相比之下,那部日本的中二电视剧《三年A班 – 老师的绑架学生》的剧情反而不那么差了呢。

They are just doing their job, 我只能这么说。Too professional to be any good.

《读书》40周年,明治维新150年

从伦敦回巴黎的火车上,听完了孙歌老师讲解的明治维新的历史。觉得《中读》这个app没有白买。孙歌老师一字一句的讲解,没有废话,条理清晰,信息传递的十分有效,是我以后作报告的榜样(陈丹青,梁文道讲话也是这样,梁文道更为自如)。

孙歌老师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她去日本京都大学读过博士。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蔡小川 摄)(来自网址 http://ny.zdline.cn/h5/article/detail.do?artId=9678)

听了一些明治维新当时的细节,比如西乡隆盛这个从底层武士,一句“一把短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促使武士们推翻幕府将军,启动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她60分钟讲了很多,很精辟。

《中读》里可以听到她的小课,以及看到2018年第二期中对她的访谈

另外,《中读》的音频节目里,还有纪念《读书》杂志40周年的一系列访谈,标题为《读书无禁区》之访谈40人,和推荐40本书。我听了其中“访谈”专辑里的罗岗和许纪霖两人的。《读书无禁区》是李洪林当年1979年写的创刊号的文章。沈昌文老先生2000年的一篇回忆的文章也放在这里,方便阅读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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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今天遇到了一个朋友,他痛恨中国的政治压迫,喜欢一切反中共的势力。我还是那句话,读这么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关键是看你能做什么来让你周围的世界变好,哪怕只有一点点。

今天给报告有点失败,辜负了这些差旅费,签证费,时间。虽然我有一点收获,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让别人有收获,还是只是很模糊的一些idea。我的潜意识里有些想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