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美国、香港各大学当过院长的老教授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稿。

一、现代大国的影响力

何谓现代大国?十六世纪以前,大国的定义就是面积大的国家。土地面积要大,人口就多,物产才丰盛,经济活动才活跃,国家才能有大量的税收,影响力才会大。所以古代的大国就是强国。古典时代的汉帝国、波斯帕提亚(安息)帝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之后崛起的蒙古帝国,以及十五世纪的大明帝国、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和强国。从十六世纪起,以陆上力量为主的传统大国概念,逐渐转变为以海上力量为主的现实。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开始从海上拓展它们的影响力,虽然它们所统治的土地和人口并不多。譬如说葡萄牙,它本土很小,后来占领了非洲的海岸线附近的几片土地,占领了海上贸易的港口马六甲,还占领了日本的长崎和中国的澳门,但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战斗力很强、影响力很大的大国和强国。自从欧洲人经海路进入美洲、非洲和亚洲之后,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哪个大国不是通过海洋去扩展势力的;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中国的大清帝国虽然地大人多,却逐渐成为被欧洲国家侵略蚕食的对象。

今天说来,“大国”不只是指土地面积大、领海面积大、空中和空间的活动区大,还要具备两项“软实力”,即文化与制度的吸引力、传媒与网上的影响力。

智力是什么?任何动物只要有脑神经,都可以有智力。人的智力与脑细胞绝对是有关系的。智力可以影响人的活动,也可以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一个社会的智力构建自然就跟教育有关系,但又不完全是由教育来决定的。不同的时代、社会,都有一套培养人才的方法。游牧民族有一套,比如一个成年人要能坚毅勇敢,善于骑射。在亚马孙森林里只能捕捉鱼虾和猎取陆上动物为生的人,也有一套方法。法国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就曾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里观察了多年,研究那里的部落如何发展思维能力。这些近乎原始的部落也有他们自己的智力构建,只是内容跟我们的不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懂得F=ma、E=mc2可能说明有智力,在他们那儿知道一种草能治什么病,但和另一种草一起吃会出毛病很重要;此外,一般外面的人不容易想象到的是,这些“原始人”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也很强,大部分人都能把附近两百多种草的名字和特征说出来,虽然这些草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

相比于其他灵长类,人类为何会拥有更高的智力?今天的科学家们基本上都同意,现代人类的祖先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走出来,是因为环境逼使他们不得不走出非洲,还是出于偶然原因?不晓得。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就是到了大约七八万年前,较早从非洲走出来的尼安德特人,与刚刚才走出来的现代智人,已经具有显著的区别:现代智人的额头较为鼓出来,但是眉骨不那么突出;尼安德特人则相反,额头向后倾斜,眉骨明显突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喉头和声带的构造。科学家估计,尼安德特人只能发出较为简单的声音。而我们现代人的喉头和声带可以发出很精确复杂的声音;花腔女高音可以唱出那么高而复杂的曲调,蒙古人的呼麦可以唱得那么低沉而宽厚,阿拉伯语里有好几个由不同的咽喉部位颤抖而发出的不同的辅音。这些,现代智人可以做到,并且是我们传达信息、发展智慧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只有声音行吗?声音是人类传达信息的重要方式,但是只有在附近的人才能听得到(说的是爱迪生以前的情况)。除了声音,人还可以眉目传情,眼睛能说话,面部肌肉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表情,这源于我们与其他动物解剖结构的不同。其他哺乳类动物的虹膜和眼球是同一颜色,所以很难注意到它的眼珠往哪里动;它们的颜面神经也比人类要简单得多。此外,人类还发明了文字。汉语世界有《二十五史》《四库全书》和《全唐诗》,希腊有《奥德赛》《伊利亚特》和《理想国》,印度有古代吠陀经文、《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阿拉伯世界有《古兰经》《圣训》和《一千零一夜》,波斯语世界有《列王纪》和大量的抒情诗,英语世界有《大英百科全书》和《莎士比亚全集》。这些都是人类积累智慧、传播智识的方法。至于广播、电视、网上视频就不必说了。

现代大国的影响力,跟唐、宋、元、明的时代是不同的。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非常厉害,用他們的铁蹄占据了很多地方,所以领土很大。但是这些大国当时只不过是在做加法,占据了一千平方公里以后,再去占领另外一千平方公里,力量就可能增加一倍。可是自从有了现代科学技术以后,我们所谓的现代大国的影响力,就不再是算术级数的增加,而是几何级数的增加。譬如大英帝国,它的土地面积从十六世纪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到十九世纪初总共增加了多少倍?统治了印度次大陆的相当一部分和许多亚非美洲的地方,当然也增加了不少倍。但是它的总影响力,跟它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和统治的人口数目不是简单成正比,而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加。十九世纪末,它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国,全世界哪里都有它的力量。二十世纪下半叶和当今的美国更是如此。所以,我把现代大国影响力的变化叫作“从加法到指数增加”。

二、“东方学”的研究成果

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本身并不分东和西,因为它是圆的。就算地球是扁平的,也没有谁规定哪里是东,哪里是西;自然而然,早期人类都把太阳升起的方向定为东,日落的方向定为西。在古代希腊人看来,自己以东的地方,如波斯,是东方世界,自己以西的地方,如罗马,就是西方世界。于是后来的欧洲人就这么定义了。我们古代也有西域的说法,近代才开始用泰西诸国、西方世界这样的名词;他们既然说我们是远东,我们也就认了,那日本就更是远东。为何我们属于远东?因为从巴黎看,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在自己的东方而比较近,就叫作近东;那么北京和东京就是在远东。从十八世纪开始,刚才说的几个面积不大,但是影响力却很大的国家,英国、法国、荷兰等等,就逐渐需要有人懂得并且去深入地了解这些遥远的地方。他们需要军人、行政官员,当然也有很多商人和传教士。等到他们的财富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那些大国国民的素质和好奇心就会增加,于是就产生了一门学问叫“东方学”。

东方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传教,更不是为了占领土地,就是想了解东方是怎么回事。东方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伊斯兰世界刚刚兴起的时候,拜占庭人开始了对伊斯兰的研究。“东方学”这个名词大概到十八世纪以后才由欧洲殖民国家开始使用。必须承认,正是因为有东方学和许多东方学学者两百年来的研究,今天我们对人类的早期文明才有了清楚的认识。

为了说明,几个现代大国的智力强度,我归纳了东方学的六项主要成就。

第一,埃及学的建立。拿破仑在一七九八年带着军队攻打埃及,目的是炫耀他自己和法国的威风。哪里想到,他被英国海军截住退路,吃了败仗。但他的军队却在尼罗河三角洲发现了一个小石柱。这个石块上刻着三种语言,经过不少法国和英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石柱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今天的埃及学(Egyptology)学者到埃及任何一个庙里面去看那些“图画”,都能懂是什么意思。从此,我们对于古埃及文明才有了清楚的了解。在那个石柱被发现之前,就连埃及人自己也不会认这些古文字,因为埃及人曾长期被希腊人统治,后来又被阿拉伯人征服,改变了语言和文字。

第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个文明主要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在东方学学者研究之前,没有人知道它的详细历史。欧洲各国的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许多古代城市的遗址,并且陆续发现了三万多块刻有文字的泥版。这才给学者们足够的线索来逐一破解不同种类的楔形文字。其中已经有三千多块泥板上的文字被翻译成现代文字,还印成了书。另外的两万多块也在各地的博物馆里。凭着这三千多块泥版上的文字,人们就能够勾勒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各方面。我在拙作《大中东行纪》里,对中东的六个地区和它们的历史都作了大致的叙述,这些信息的来源都是欧洲东方学学者。

第三,印欧语系。十八世纪时,英国统治印度的机构叫东印度公司。在这些被英国统治的地方,它不但行使行政权,也设有英国制度的法院。有一位叫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的法官对东方极有兴趣。在没有去印度之前,他已经通晓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到了印度去之后,琼斯发现,虽然印度跟英国、德国的关系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人的长相也大不相同,但是印度的梵文怎么会和英语、德语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呢?于是他开始深入研究,提出了“印欧语系”的观点。经过两百多年来的研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严肃的语言学家不承认:全世界有二十亿的人口说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些语言都源自六千多年前的一种被称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的古代语言。说这个语言的人后来分散到欧亚大陆许多地方,和当地人通婚融合,形成了各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今天的瑞典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孟加拉人以及中国古代的大月氏人,说的话都是从这个早已没有人会说的“原始印欧语”衍生出来的。这一个重大的发现,对研究不同民族迁徙的历史以及厘清各地语言的关系十分重要。之后的语言学者又确定了其他几种语系,如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高加索语系、非亚语系等。

第四,印度河谷文明。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今天的巴基斯坦—那时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印度河两岸发现了五千年前的几个城市的遗迹,这些城市有非常好的设施,如街道、下水道,还发现了滚动圆柱印章、彩绘陶器和青铜塑像等。现在人们说到的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印度文明,就是指这个印度河谷文明,再加上三千年前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后建立的婆罗门教文明。印度河谷古文明不知道是因为瘟疫、战争还是其他原因,突然消失了。他们的后人大概就是今天印度南部和巴基斯坦中部说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人口。

第五,欧亚大草原考古。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从多瑙河向东,在黑海和里海的北方,经过哈萨克斯坦,一直到大兴安岭,长达一万公里。这个地带气候比较干燥,很少高大树木,只有成片的草地和灌木。在草原之北是针叶林区(Taiga zone),之南是戈壁和沙漠。这片草原上面最早居住着什么人?中国秦汉时代的匈奴跟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匈奴最后去了哪里?这些问题,法国人、瑞典人、丹麦人和俄罗斯人,后来还有一部分日本人,都做过很多研究。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欧亚大陆草原曾有过一个“斯基泰时代”。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斯基泰人是草原上的盟主,他们主导远途贸易,拥有许多黄金装饰品。他们活动的范围大致是从里海之东到贝加尔湖之西。今天蒙古的西北部曾经有过一个他们的王庭,现在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共和国。

第六,丝绸之路之研究。这个问题我三年前在新华·知本读书会和大家分享过。在丝绸之路上,有好几个重要的考古研究重点都在中国境内,当然也有在中国境外的,比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彭吉肯特。欧美和日本学者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出了不少专家。一位美国学者掌握了十八种丝绸之路上曾经通行的“死文字”。他花了三十多年,可以说是穷毕生之力,写了一本书,中文译本叫《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他对于唐代的外来物品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分类研究。此外,库车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表现了早期的佛教艺术,吐鲁番有多种不同古代文字的写本,长城西部一个旧烽燧底下发现了写于四世纪的粟特文书信。还有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地方—敦煌。在二十世纪初东方学学者对它研究以前,已經很久没有人注意敦煌了,后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从那里得到了大量珍贵的壁画和经卷。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有许多内陆河,有时在地表流动,有时钻入地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二十世纪初曾带四个人和一匹骆驼找寻和田河的源头。十五天之后,带来的水已经喝光,四个随员和骆驼一个个倒下,但是斯文·赫定不肯放弃。于是他一个人在干涸的河床上爬行,终于在断水后的第六天找到一条小溪。他自己喝饱之后,用靴子装满水救回一个同伴。走出沙漠之后,知道有牧羊人救起了另外一个同伴,但是另外两个人死在了沙漠里。探险家也好,学者也好,在实地研究丝绸之路的时候,有些人确实把自己的生命都扑了上去。

客观地看,东方学是殖民主义时代,欧美社会出现的一个现象。东方学的研究成果当然不都是客观而准确的,有时是在神秘化和取笑东方社会。所以二十世纪后期有一位阿拉伯裔的学者写了一本《东方主义》,批评西方人是带有傲慢和偏见去研究东方的。属于“东方主义”的猎奇和讥讽作品的确很多,但不能说研究东方学的学者都这样。“东方主义”当然不可取;“东方学”本身却没有什么不对。像斯文·赫定,我就看不出他带有什么偏见。当时没有人知道和田河的源头在哪里,他无论是出于好奇心还是想要成名,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答案。客观上,他使我们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河流增加了认识。

三、仍需要“区域研究”

后起的现代大国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之外。除了十九世纪末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宾之外,美国没有在“东方”参与过殖民地的争夺。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胜利者和得益者。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一国的GDP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时,美国的精英发现,美国需要面对全世界,而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很不够。以前,一般美国人只学英文、法文、德文,还有就是拉丁文、希腊文。进入冷战时期,美国人发现世界上有很多新老国家都有待他们了解认识。于是就来个急就章,由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牵头,找了二十几所最好的大学,包括哈佛、斯坦福等等,说:诸位教育家,我们愿意给你们提供资金,请你们尽快培养出大批通晓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才。但是,美國的大学以及欧洲的大学,素来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一个人要学通一门被学界认可的学科才能拿到大学文凭。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议固然有它的客观背景,但是这些大学有点犹豫。一部分教授就问,要成为中国专家一般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我们怎么能让一些高中刚毕业的孩子四年内就变成中国通呢?中国如此之大而复杂,学生是究竟是先学通中文好呢,还是注重中国的政治,或是研究中国的农业?是否知道一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异同,不懂阿拉伯文,也能叫作中东专业呢?这个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要用政府的钱支持学习外国语言的学生,培养大批通晓外语的人才。大学要自己想办法找教员,找学生;只要是学习某些与国防有关的语言的,都可以拿国防奖学金。古希腊科学家曾经有关于“黄金法则”的说法,这时有美国学者就取笑政府和基金会的做法,说“黄金法则”就是“谁有黄金谁制定法则”。但是,在基金会和政府的推动下,二十几年之后,美国真的出现了一大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专家。在美国的一流大学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东欧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中亚研究中心、北非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的建立确实替美国培养了很多人才。

稍早,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前夕,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布什教授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战后应该用一部分省下来的军费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大力支持基本科学的研究,因为现代的技术创新大都是来自科学的进步。所以一九五○年美国国会立法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对于后来计算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物理和材料科学等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二战之后的美国有两个关于智力构建的重要举措:一个是政府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个是建立民间基金会倡议的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培养出来的人是否“样样通,样样松”?当时许多学者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有的学者问:你说你的专业是瑞典研究,但到底瑞典的哪一方面是你的专业对象?你的研究手段或方法论是什么?法律、语言、经济、地理,哪一门学问是你的专业?只因为你大致认识瑞典就可以当瑞典研究的教授?所以区域研究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并非没有反对声音,只是它确实为美国的商业、外交和军事提供了许多对外国有认识的人才。

一九九○年,苏联解体,其后有些美国学者发现,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不再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而是新近出现的跨国难民、气候变化、国际犯罪、核扩散等问题。所以开始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已经过时了,现在要加强研究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涉的区域就更广。一个研究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学者,要了解七八个国家已经够多了,现在变成全球问题,难道每个人都要了解全球?所以目前美国学界分成为两派,出现了胶着状态。我个人的感觉是,只要某些区域的问题仍然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影响到那个地方的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区域研究就依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假如“一带一路”很重要,但我们跟“一带一路”地区的人心不相通,文化也不相通,光修一些铁路和建几个海港就是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前瞻性构想吗?所以,我觉得区域研究没有过时,只是不能够像以前那种方法划分所谓的“区域”,热点区域会改变,大家有兴趣的题目也会改变。

四、通识教育的意义

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做校长的时候就提倡通识教育,退休之后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教授通识课程。通识教育是相对于某一个专业而言,读本科必须要有一个专业,不应该像我刚刚讲的“样样通,样样松”。如果你在大学本科学的全是通识教育,比如学点希腊文、经济学、艺术欣赏,再学点物理、生物什么的,就想凭这些拿毕业证书,我不同意。但这不是说,学土木工程的人,除了力学、测量、钢筋混凝土、钢材料之外,不用学别的。必须先有专业,通识教育才有意义。但是通识教育不是通才教育;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是真正的通才(只有达·芬奇在他的时代可以算是通才)。既然没有通才,就不必再讲通才教育了。因此,问题之所在不是“专才教育”相对于“通才教育”,而是“通识教育”相对于“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中的学习过程中,必须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让学生开拓视野的,使他们对整个人类几千年来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能够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这样的话,以后发生新的情况,譬如说现在大家都去检验DNA,你就能大略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压根不知道DNA是什么,不知道人身体内的细胞和细胞核如何自我复制,那你就没办法了解这一新事物。因此,就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看到的其他大学的教育,大体而言,在本科四年里,头两年要花一半的时间去学专业以外的课程,另外一半时间为后两年要学的专业打基础。

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通识教育应该至少包括两部分:

第一是数量推理的方法(qualitative reasoning)。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弱点,是不注重逻辑和数量思维。举个例子,前几年许多饭店的墙上都有招贴,什么菜对肝脏好,木耳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等等,但从来不说要吃多少才能有效。這就是没有数量推理的概念。如果说明,每天吃二两木耳就能降低胆固醇,那至少是有数量思维的表现,尽管这可能并没有临床数据的支持。数量思维、逻辑推理,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学法律的、学物理的、学心理学的、学金融的还是学工程的,它都是基本的思维方法。

第二个是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都需要对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有个大概的了解,对于地球的环境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即使是文科的学生,也要学点数理化和生物,以免将来无法理解新科技的出现。在我看来,文科和理科的基本知识绝不应该互相排斥,而是应该同时存在于每一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头脑里。

通识教育可以引用王维的两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比拟。“大漠孤烟直”,是说空荡的大漠上面的一缕轻烟笔直向上,就好比在广博的知识领域中,专业知识只占很细小的一束,但对它的认识需要扶摇而上;“长河落日圆”是说落日在长河上形成一个半圆的弧,好比是对专业之外的相关的或不太相关的领域都能有或深或浅的认识。这样的人,对什么领域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用英文说,就是:“knowing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我觉得通识教育应该是以这个为目标。

因为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很快,变化太快,许多人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通识教育。人们听说,要想进美国的一流大学,既要SAT分数高,又要会演奏乐器,还要参加运动比赛,最好暑假到社会上去打点义工。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当然是好事。但是一个年轻人如果被成年人引导着从功利主义出发去做某些事,这些好事可能在他的心中就会变质,令他以不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好事。这可能会影响到他成年之后的胸怀和境界。

可是,通识教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利性。为什么呢?大学本身就是具有社会功能,是社会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古时候孔子一个人带了七十二门徒,没有人称他们作“孔子大学”,他也没有社会使命。到汉朝的时候,就有了太学,到了明朝叫国子监,这是中国古代为社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方法。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英国牛津大学、法国索尔邦大学都是教会办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服务社会的教士。所以,大学本身是有一定的功利性的。可是在教育课程的设计上面又不能够过于功利性。

十五世纪末期,欧洲开始文艺复兴,整个的欧洲人包括贵族上层,都有一种新的想法,过去的教条开始遭到怀疑和被遗弃。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就因此建立了不那么教条的法兰西学院,用来制衡索尔邦那批满口拉丁语的教士们。今天的法兰西学院是一个比索尔邦更有地位的教育机构,它的教授都是全法国一时之选,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只需要教一门课,但是这门课必须是从来没有人教过的,而且开放给任何想去听课的人。法兰西斯一世之后三百年左右,拿破仑当了皇帝。因为当时法国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有知识和有技术的人才非常重要,拿破仑就为了法国的智力构建而设立了高等技术学院、高等师范学院等一批所谓的“大学校”(Les Grandes ?coles),这又是一个大学功利性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大学的功利性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目前我们社会上功利主义比较严重,因为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大家的行为准则也跟着改变,使不少人改变了人生的目标和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其实,并没有谁下定决心说,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功利主义者。因此,社会氛围十分重要。举例来说,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捷克已经有人提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反抗,比马丁·路德还要早,但他们没有成功。从那以后,捷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经过巨大的社会扭曲,虽然它被奥匈帝国统治过,也有二十多年受到苏联的控制。今天如果你去捷克的小城镇,甚至是熙熙攘攘游客如织的首都布拉格,你都会感觉到捷克人有一种颇为高雅而淡泊的气质,跟我们这里的氛围很不一样。我前些日子在深圳一个很够档次的餐馆墙上,看到一大堆装在镜框里的半身照,不像是功勋元老的照片,认为是那些到这家餐厅吃过饭的明星们的照片。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去年华人富豪的排行榜!这是不是拜金主义太重了一点?要叫今天的年轻人免去功利之心确实不容易啊!

大学与社会本体有所不同,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大学又是社会的一部分,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改变来自本身是天主教枢机主教的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他第一个提出“Liberal Education”这个英文名词,意思大约相当于中文里的“通识教育”。纽曼主张大学是学者组成的社团,所有学生都要受到广博的教育。此外,还有一位德国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就是洪堡大学)。他认为在工业化的时代必须靠大学培养人才,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对哲学、文学、美学有些认识。后来美国和日本的大学主要就是采用了洪堡为德国设计的这种教育模式。

孔子是一个人带着一批学生,学生给他一点肉脯,就当学费了。到了工业化社会,所有东西都需要大批量生产,包括知识分子。但是纽曼和洪堡这两位教育家知道,即使在专业化、工业化的情况下,学生的知识面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宽度的。就是说,不只是要大漠孤烟直,还要长河落日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什么是大学精神,我觉得大学精神不外乎是大家常说的求真、求善、求美。求真,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都在追求真理;因为他们求真,所以他们也较真,才做出了一些定义、公理和证明。他们想要用逻辑思维去了解自然世界和人的本质,就用他们的逻辑学去思考。后来亚历山大开启了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希腊的逻辑思维远传到西亚和北非。再过不久,罗马帝国统治了希腊,并在四世纪末把基督教奉為国教,以至于今天几乎所有欧洲人形成的社会,包括美洲和大洋洲的主要人口,多数信基督教。基督教徒认为创造他们的神已经为他们规定了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天命,照着做就是善,不做就是恶。因此不必花功夫讨论什么是善,但是要求善。(其实,中国人一般也有这样的概念,例如做坏事的要被阎王爷叫小鬼拉到“那边”去受罪)那么美呢?人们对美的定义各有不同,但不管是容貌之美、心灵之美、山水之美,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特别重视美学教育。所以,大学应该是朝着帮助学生求真、求善、求美的方向前行。专业技能是必须的,但通识教育也是必须的。大学就该求真、求善、求美!

我不敢自称儒家,但是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还是儒家思想占的比例较高。所以我用儒家的话“允执厥中”来结束这段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

五、创新与创价考验智力构建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我的名字里面刚好有个“信”,我今天就是短笛无腔信口来“吹”。我“吹”了半天,最后讲一下创意与创价。“创价”这个词在中文里很少用,日本倒是有一个创价学会。现在人人都在讲创意—跟别人不同,你想到的别人没想到,这就是创意。但是创意本身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它也许可以代表你自己心里的某种感觉,但对别人未必有意义。创新也是源于某种想法,但是一定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才叫创新。我没提创业,因为现在大家都谈创业,但创业和创新没有必然的关系。创业只要能维持业务,有足够的现金流就是成功,不一定要有创新,也不一定需要有创意。

我这里用的是创价。今天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思考,自己能不能做一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可以叫作志向。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对今天的社会、对未来的社会、对自己的国家、对全人类,能产生正面作用,这就是创价。但不是每个立志要做一番大事的人都能成功;其实大多数人是不成功的。其中两个重要的关键是:你能否有足够的知识,并且愿意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志向中。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在科技领域中,哪些活动是重要的创新,是绝对的创价。

三百年前的牛顿就不说了,要从那时讲起今天一定讲不完。所以我只从前面提到的二次大战讲起。

抗生素是一九四四才有的,发明抗生素的是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他从事细菌研究多年,即使是战争也没有令他停止。他做了一个他自己设计的科学研究,并没有想到将来全世界因为细菌致病的人都要靠抗生素来治疗。但他的发明和创新是造福全人类的创价。另外,二战前后关于原子能的研究导致了原子弹与核武器,但是也对核物理的推进、对核能的利用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所以非常有价值。一九四六年,全球首台用真空管造成的电子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现。一九四七年,美国首次有电视联播。就在这几年,三位美国研究人员在美国东西两岸分别利用某种物质的半导体性能造出来电晶体,取代了体积大、耗电量大、散热多的真空管。今天我们所用的电子产品都受益于半导体的发现和利用。在生物学方面,十九世纪末,一位瑞士科学家就通过显微镜从脓细胞里看到一种大分子,称之为DNA(脱氧核糖核酸);之后,有科学家推断这种大分子可能储存着生物细胞生长与自我繁殖的信息。一九五二年,一位英国科学家发表了一张DNA分子的X光绕射图。一九五三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剑桥大学根据这个X光绕射图,合作发表了他们构思的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从那时开始,科学家继续推进,开始理解DNA,估测DNA,计算DNA,改造DNA。一九九○年,美国建议国际合作完成人类基因图谱,这个庞大项目在十余年后完成。一九七一年,微处理器出现。一九七三年,二十三台电脑用电话线连接起来,以同样的规程(TCP/IP)形成了互联网。微电脑于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加州问世。一九八九年,万维网(WWW/HTTP)的规程首次出现,以至于今天从餐馆叫一盘炒木耳都可以通过万维网。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八九年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全世界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所有这些重大的科技创价工作全部都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做出来的。从一九五一年到二○一七年,美国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的人数占全部获奖者的一半以上,代表计算机科学最高荣誉的图灵奖(Turing Prize)则几乎由美国学者囊括。

我们知道丝绸、纸张、罗盘、瓷器、印刷术、火药、纸币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这些都是至少一千年以前的创价。近五百年来,对人类有重大价值的科学、技术、思想、学说几乎都不是出自中国人的创价。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智力构建很坚实的现代大国。我们固然想要培养大量能够创新和创价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发”。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求真的社会风气和求善的教育体系,才能使某些追求心灵美的人“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文系作者二○一八年六月九日在新华·知本读书会所作演讲的整理稿,原文刊发时经作者修订,有删节。录音整理:陈思远)

附注:

履歷
1969年-1975年:任美國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工程及應用科學院土木工程學助理教授
1975年-1976年:獲晉升為副教授
1976年-1980年:任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及生理學副教授
1980年:獲晉升為教授
1980年-1984年:兼任工程學院化學工程副教授
1981年-1982年:任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Université Paris-Val de Marne)醫學院訪問教授
1984年-1990年:任美國南加州大學工程學院生物醫學工程教授及學系主任(1985-1990),兼任醫學院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教授
1990年-1994年,任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創院院長
1994年-1996年,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工程學院院長,兼任工程學院化學工程教授及醫學院醫學教授
1996年-2007年: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學歷
1962年獲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理學士學位
1964年獲史丹福大學結構工程理學碩士學位
1969年獲西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哲學博士學位

附注2:

张信刚著作:《大中东行纪》(豆瓣书评)(mo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