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一海外华侨报纸,上面译载了一个洋人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提到许多注意事项,如:

(1)丈夫刚下班,切忌向他诉说家中诸事(因此时他太累,兴奋灶还在自己的事务上)。向丈夫谈家事的最佳时机是晚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

(2)丈夫对妻子的打扮不可掉以轻心。她换了发型,换了服装,换了鞋袜,都应引起丈夫的足够兴趣……

笔者读后的第一反应:真琐碎,鸡毛蒜皮言不及义,把爱情庸俗化了。

第二反应:代中国同胞拟同题文章。

你要夫妻和谐吗?首先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使你们双方成为具有崇高目标与共同事业的终身伴侣。其次要树立对己、对人、对子女、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赋予爱情婚姻以严肃的内容。这样便可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对待别人,不可处处自我中心,而要先考虑、先理解对方。第三要劳逸结合,不断丰富与更新共同的生活内容。第四要注意性生活的和谐,性生活同样要体贴对方。第五遇到纠纷摩擦不要往窄处想。第六关于财产……

第三反应:中国人愈来愈习惯于从根本上、从整体上、从关键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了。从而找出了许多大道理——叫作纲的,认为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纲是管目的。认为有了大道理就可以使小问题迎刃而解,“举了纲目就一定张”。

我所拟的中式夫妻和谐论貌似颠扑不破与洋洋洒洒,实际上有两个缺点:

(1)千篇一律,缺少新意。

(2)可操作性差。这些道理全部通晓的夫妻,仍然有可能吵架离婚。请看看周围,看看自己,有几对夫妻闹纠纷不是由于“鸡毛蒜皮”而是由于理论论战?

而洋人的议论呢?

(1)确实是琐碎了些。

(2)确实可能有所补益。

(3)小补益加到一起,也有齐家兼利安定团结的大效益。

发挥:不知道是古代的传统还是新中国普及政治学习的功效,中国知识分子为大道理、为动辄的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关键所在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太多了?从古代就纠缠于治国平天下、君臣之义、有道无道、独善兼善、王道霸道之辩,有几个知识分子愿意去研究医药、烹调、酿酒、服装、农业机械、手工艺,即清代所极力贬低的天文地理言兵言术的奇技淫巧呢?这是否也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只有混沌一团的大道,而没有分割成彼此独立的学科。无学科哪儿来的科学?解放以后我们的脑筋集中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红与专、世界观宇宙观的辩论上。近几年的热门则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揽子评论,关于现代意识的一揽子鼓吹。谈历史则谈超稳定机制。谈文学则谈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谈理论则谈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造、体系与论点……这些题目好则好矣,必要则必要矣,够用吗?只做整体研究,不做分割研究,还有学科科学吗?如果搞电学的人还必须同时研究电费收取标准,搞采矿的人必须同时精通世界矿工运动历史,还有电学和采矿学吗?全国知识分子都为一两个热门题目大发宏论,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大道理、热衷大道理、争执大道理,在可喜的同时有没有可忧之处呢?

联想一: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我们大学的师生越来越不爱听中国学者的讲演了。他们不论讲什么,都要先大讲一通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辉煌,近代落后,新中国充满希望,又走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出现了新问题。轮到讲自己的专业,却没有什么词儿了。我真不知道在中国学者是怎样接受训练的。”

联想二: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感到奇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一个个高屋建瓴,挥斥遒劲,甚至可以对一个作家、一个年头的文学创作发表结论性见解,却没见什么人做一点“笨”的工作。比如,你要评论一位作家,你能不做搜集该作家的生平、著作篇目索引、有关评论研究文章索引的工作吗?

联想三:一些中国的名言、谚语——群居终日,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其近道也,难矣哉!朝闻道,夕死可矣。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博士卖驴,下笔千言,未有驴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上纲上线。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大河没水小河干……

联想四:中国人写信封也是从大到小,国、省、市、区、街、号、人。而美国人写信封次序正好反过来。如给《读书》某编辑写信,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张编辑,读书编辑部,166号,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我简直觉得这匪夷所思。后来再看他们写的信封,倒觉得对象鲜明突出。再有,美国店员找钱也是先找硬币零头,再找个位上的元,再找十位上的元的。

联想五:我们作报告的格式也是:

(1)国际形势。

(2)国内形势。

(3)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基本精神。

(4)我们对此精神的拥护与体会。

(5)本地区要做的事。

(6)本单位要做的事。

联想六:笔者下放农村时,上级派工作干部来动员多售余粮,先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农民听得不耐烦,便说:“别绕圈子啦,到底允许我们留多少口粮,你就实说吧。”

一点结论:笔者无意抹杀由大及小、由高及低、先务虚后务实的思想方法、论证方法、表述方法的价值及优越性,但大小总是互相作用的,纲目、虚实、概念与表象总是互相作用的。小河没了水,大河也同样会干。材料不翔实,必然会带来议论的粗糙。缺少分割的、相对独立的、剥离的学科研究,大道理有可能变成空谈清谈。大道理没闹通闹透,也仍有可能做一些有益的小事情。例如一个服务人员,闹不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也仍然可以改善服务态度。都不去从事救国的具体实践而辩论救国的大道……呜呼!未敢苟同也。

后记:这是原载于1989年1月《读书》上的一篇文章,我在《王蒙文学杂论》(PDF下载链接)中读到。他是标题党,我当然也学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