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媒体的理想主义者,公众号很不错。

昨夜,后台收到一位年轻人的来信:

鹿鸣君,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我来自一个勉强过小康线的家庭,衣食基本无忧,但是其他的就不太能够供给,现在家里的房贷还没有还完。我高考分数线到了北大的历史学系,那是我最喜欢的学校和最喜欢的专业,但是我的父母非常反对,我也十分左右为难。即使是机会相当多的大城市,想要靠这个文凭出去找工作,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要说我还要照顾我的父母。所以我选了**大学的金融系。

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近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有一瞬间对去了北大追求哲学梦的同学嗤之以鼻。 

即使在我高三最忙的时候,我也凑着时间看完了剑桥中国史,而现在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过一本历史的书了,每天只是为了绩点、奖学金和保研而去学我根本不喜欢的专业,去为一个体面的生活奋斗。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转专业,但是每次想到父母、想到将来我就退缩了。 

最让我害怕的还是,我真的开始感到心安理得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撕裂的,一部分不甘心败给现实,另一部分早就成为了现实的顺民并由衷地感到轻松。 

我曾那么用力的追求过理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高中走下来最大的动力。可我那么轻易,甚至连象牙塔都没走出就放弃了它,从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思想不屑于与他人为伍,行为上却害怕与众不同的人,甚至思想上也开始害怕与众不同了。 

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怪罪于我,但我自己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追寻理想的一步呢?

您好!

感谢信任,这个问题很大,刚刚求助了朋友圈,一位同龄校友反而留言说:“中年人扩大提问:如果品行、事业、爱情、志趣等理想纷纷败给了现实,怎么办呢?”

她是我们这一届的美女。如今竟也深陷其中。所以,您这个问题,个案又普遍、宏大且深微,我没有答案。但我可以把自己这些年并不成功的亲身经历分享给您,这是经过一道道门从一个圈层到另一个圈层的故事,也许对您有一些参考价值:

和您一样,我也来自一个勉强过小康线的家庭。

我家在闽西山区一个小镇上,那里是客家区,在我年少时,还很闭塞。闭塞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大多住在明清时期建的土楼、老街,拜着各种地仙,祭着各路淫祠;老人们穿着对襟装,女孩子不能上桌,喂鸡赶鸭,男孩们练着土“拳法”放牛砍柴;吃瓜群众在凉亭、风雨桥、墟场、大樟树、打谷场偶遇,交头接耳、家长里短。

村村都有专职捕蛇人,在田间地头和蛇虫反复折腾。姑娘们唱着山歌,比如“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挑头的一喊,谁谁谁抢我们水了,谁谁谁破坏我们风水了,吃瓜群众立即放下瓜,操起家伙,轰轰地去,打将起来,然后轰轰地回,收拾残局,期间的细节种种,可以嚼上许久。

如果我把镇上出现的公园、电影院忽略掉,就是宋代南方大开发之后,近一千年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很简单,岁月静好,三瓜两枣。

九十年代初,我爸是个农民,个体户,也做点跨省货运小生意。有一次,他要从福建运一种精制煤到江西去,这种煤和江西的煤混着烧,效果更好,所以销路不错。我大概十二三岁,贪图一路有可乐和菊花茶喝,跟车前往。

于是,我从一个闭塞的地方,第一次走向了大千世界。夏天,空气闷,湿热。一路无话。我看着四处的风景,哎呀,别人河里的石头为什么这么漂亮,别人的房子为什么这么好看,等着冰镇可乐和菊花茶,等着西瓜和牛肉汤。

来自大千世界的教育,总是猝不及防。边界遍布各种检查站,来自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木材检查站、防疫检查站、交通检查站、烟叶检查站(一个乡镇的烟叶,竟不能到另一个乡镇销售),或者就是没有名字的检查站,有的地方,一个村就有一个站,放根栏杆就是了。刚开始,送上礼,赔个笑,就过去了。后来,要送的越来越多,有一个检查站,站长勒令我们把所有的煤卸下来,堆在旁边,等候检查。

人力不够,时间紧迫,我这个小孩也得一起帮忙卸货,天气热,大人小孩的汗,流水一样淌着,弄得灰头黑脸。红袖章就站在旁边,板着脸,脸上是某种奇怪的笑容。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要卸下来?卸下来再装上去得多费劲啊。幸运的是,当时我爸恰好有一个朋友,认识这个地方县公安局领导,打了电话后(那时电话也不多),话事人出面,我们送了礼,又放行了。我们把煤装上去。下一站,又来一遍。卸下来,装上去。铁锹把把我的手磨出了血泡。

这个废弃建筑应该就是过去盛极一时的检查站。摄影师杨飞作品

这一趟下来,除去送礼花销,基本没赚钱,还欠下了一堆人情。我从小是班长,高年级时还是大队长,一向是学校里带小红花的文明小标兵,但是,一路上想着爸爸不得不卑躬屈膝的样子,气得要骂人,他也曾经是一个骄傲的人啊。此时方知,什么叫少年气盛。 要到二十年多年,我才知道,这种现象被中央总结为“公路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执法”。如今经过整治,已经成了过去时,但却成为我永久的记忆。

从江西回来的路上,我百感交集,到家后,在日记本上,用单独的一页纸,很用力地写了一句话:“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

这个“不愿”,就是不愿货被莫名其妙卸下来莫名其妙装上去,就是不愿有人打招呼就过关,就是不愿送礼就安全。在和我爸讨论后,决定学习法律,将来成为一名法官,定分止争、主持公道,当个“青天”,当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找我求助时,我可以帮助他,把恶徒关到牢里去。

这就是我的少年理想,源自一个外部世界对一个闭塞世界的刺激教育。

然后是埋头读书,高考时,我报考的,全是政法院校,不图什么,图个绳之于法。恰好,那时,最高决策层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字之改让我兴奋不已:按照文明进程经验,中国将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走向法学家治国的时代。

原来,我这个山区少年的理想,也是国家的理想。多好啊!

我乘了二十来个小时绿皮车,穿着一双拖鞋,到某个在湖边的政法大学报到。当时的我,把大学生活当做我实现理想前最后的休整。大学四年,在学校我就泡在图书馆,偶尔找老师探讨一点人生,在假期就漫游全国各地,每个假期都在徒步中度过,比如去甘肃徒步寻找古长城,更多的是在各省山野农村漫无目的的瞎跑: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学生生活之后,毕业要找工作时,我忽然傻了。因为,在了解各国法治社会历程之后,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个词:艰难、长期。艰难,难在要有牺牲;长期,长到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理想法治社会之实现。照眼下这局势,如果我这样一个来自山区的青年,按照原计划去做一个法官,大概率是被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乃至摩擦成灰。伟大的马克思他老人家虽然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但这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书斋学者偶尔福至心灵的天真言论,当目标可以,当现实就太不现实了。

这些道理其实之前就明白,但是,只有当站在选择饭碗的关口,才会感觉到它有多么刺激。比起当年检查站所给与的教育,这一次的压力更加赤裸裸,让我夜不能寐。不再相信曾经相信曾经支撑自己的那一切,如同一刀刀亲手把自己肢解,还得笑出声来。大概就像您现在所处的阶段吧。您说“我曾那么用力的追求过理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高中走下来最大的动力。可我那么轻易,甚至连象牙塔都没走出就放弃了它。”我也是。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呢?莫名其妙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然后住院了。吓了朋友们一大跳。这是我人生迄今唯一一次生病住院。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就这样,临门一脚之际,我决定转行。

去做什么呢?理想无法实现,就退而求其次吧。我注意到,历史上,法治社会的转型,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媒体人,而不是法官。媒体人要从记者做起,而记者并非主流职业发展轨道,但我想,恐怕我们这一代人,都要接受做一个铺路石的命运。既然注定是一块铺路石,什么石头不是好的呢?

我和身边的好朋友说:咱们要分道扬镳了。

这个选择耗费了我不少个夜晚。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偏偏就是这么恰好,《广州日报》招聘团来宣讲。我去武汉大学听了宣讲会后,不禁心潮澎湃,因为他们领导承诺多少年内可以买房。完全出乎我意料,记者不是很穷的吗?竟然这么有钱?

然后就参加了《广州日报》考试。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招聘,结果,看到卷子立即傻眼了,很多题目根本读不懂,比如“请根据这段话写出肩题。”让一个天天读王泽鉴史尚宽的人,去答范长江普利策的卷子……好吧,尴尬。所以,我一出考场,就去买一份报纸,想弄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肩题”。

考试失败了。

着急啊,幸运的是,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我在招聘会上偶遇了江苏《淮安日报》社长。社长很儒雅,从某县县委书记转岗过来,对媒体管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巧,那一天我们很投缘,谈了有一个小时,大概是因为我们都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吧。然后,他说:“小黄,你来吧,淮安欢迎你!”

后来,报社派了一辆依维柯,车开到了宿舍楼下,我提了一个大麻袋书,爬了上去,和几位武汉的同年毕业生,直奔江苏。我的行李中,很少衣物,大都扔了,但是,专门保留了那双入学时穿到武汉的拖鞋。在离开1号宿舍楼的时候,我控制不住泪水在眼中打转:我曾经的理想,我的法官梦,就在这里离我而去了。(前一阵,也就是16年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员外郎》,刷屏了,很多人问,你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现象级的文章?你怎么比最高法的人还了解王法官?快说说,有什么诀窍?其实,哪有什么诀窍。我写员外郎,写的就是我16年前的思考,如果我按照原计划走,我不一定能取得王法官的成就,但一定会遭遇更糟糕的命运。这篇文章,在16年前就已经“打动”了我自己。《员外郎》不是一篇文章,是一条我还来不及展开的人生之路。) 

就这样,好不容易进了法律的门,又从这门里,乘着依维柯出来了。这是我完成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大概就是命数吧。

进入江苏地界,同车带队的总编辑赵总,人很好,请我们吃了一顿盱眙十三香小龙虾,以尽地主之谊。这是我第一次吃小龙虾,一上桌,每个人面前放两个小碗,都是白酒,今世缘牌。江苏白酒讲究三沟一河,都来自原来苏北淮阴,今世缘是原来的高沟。白酒论碗喝,还是两碗两碗喝,瞬间刷新了我对社会人喝酒的认知。

社会你好!

那一年,是非典年,也是淘宝创始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氛,似乎有很多事情被抑制了,又似乎隐隐约约有很多事情要破土而出。

报社旗下有三份报纸,日报、晚报、商报,我刚刚入行,幸运地拿了两个奖,淮安市的一个新闻奖和江苏省的一个晚报评论奖,然后,一位比较欣赏我的副总,在一个单独喝茶的场合说:“小黄,有更好的机会就去吧。”

那时,我女朋友即将毕业,说要回湖南。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湖南《潇湘晨报》第一次面向全国招聘,于是,工作八九个月后,我辞职了,来到湖南参加考试,幸运过关入职。

就这样,从江苏,穿过了一个门,走进了湖南。 

在这里,“小黄”变成了“老黄”。三四年后,我感觉需要到一个全国视野的平台,于是第二次提出辞职。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在要人,还是考试,我幸运地过关,又幸运地遇上了非常好的领导,竟然可以在完全不送礼不走关系的情况下,奇迹般地从调查新闻部副主任到财经新闻部主任,然后有了那时还并不常见的主笔头衔。在这里八年之后,我去了网信办系统的《网络传播》做了一阵执行主编、然后参与一家新媒体新闻机构(无界新闻)创办,担任执行主编。

离开《潇湘晨报》之前,我给社长龚曙光先生留了一封信,感谢报社栽培之恩。他当时已经任职更高岗位,未有闲暇,就写了一封回信给我。信用旧式竖排信纸手写,派人用大信封送来,两页,很恳切,大意是:看到你,我想起自己年少时充满理想主义的时光,如今,要走得更远,我们都要坚持,也要学会“和光同尘”。

和光同尘来自《道德经》。自那之后,离开了长沙,我再未有机会见过龚社长,但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这是一位长者善意的告诫。在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是和光同尘?以及,我们和光同尘,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这个和光同尘过程中,我会如您的来信所说变成“现实的顺民并由衷地感到轻松”吗?会“从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工作之后,我改变过很多人的命运。比如,十年前,是我做记者的高产期。我曾经发表了一篇很小的稿件《一个小企业的送礼日记》,湖南省娄底市政府就发文件给我:报道之后,我们已经惩处了24名干部。我的记者生涯代表作是《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调查》,这个调查过程跌宕起伏,持续经年,后来,又换届了,中央严肃查办当地五百多名人大代表以及相关干部,判刑的判刑,撤职的撤职,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贿选报道,一个地震。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我一度非常骄傲,感觉自己“杀出一个黎明”,提剑四顾是个人物了,似乎有什么在向自己招手:哎呦,你好棒哦!

不过,一种莫名的焦虑困扰着当时的我,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来自哪里。

有一次,某省一个强力部门派了一个小组到长沙来调查我,从我的大领导一路往下,一直调查到我的亲属,各种行程,大动干戈,花了一个月时间,很是折腾。最后,工作组和我吃饭,说:黄记者,查清楚了,一场误会,不好意思,估计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我一脸懵逼,也有几分不爽:怎么回事?原来,当地有一批人,涉及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不法行为,到首都去了,然后被当地在京人员带到一个宾馆,过程粗野,其中一人大喊:“你们不能这样,黄记者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这些人大惊,问黄记者是谁,然后层层上报。因为所关者大,所系者紧,又在异地,领导派员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我看了当事人照片,确实不认识,又看事情经过,也完全不知情。根据当事人后来所述,是因为我曾经在当地做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报道,引起高层关注,帮助了一个非常可怜死去的农民工,于是,当地一些人风传有一个“黄记者”能量极大,情急之下,拿出来护身,没有见过面也顾不得了。

这个事件,让我几乎想起了少年时的理想:主持公道。看来,我好像在回归?直到有一天,我整理物件时,发现自己存有不少锦旗,就在一个刹那间,我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不是我在改变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在改变着我,不是我在改变着世界,而是世界在改变着我。正如前述乌龙调查事件,这种所谓的“名声”,真的是我所要的吗?这些利益之争真的有多大意思?后来,我把这些锦旗都放弃了,我开始写博客,并起了一个名字——“写给未来的一封信”,是的,我努力不再纠结过去,而试着想象未来。那一年,我女儿出生,我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寻寻”,因为,人生的方向和意义,都要自己去寻找,不管是我,还是她。

现在回望,这是我的第二次人生理想的盘整期。

2013年1月,正热衷于马拉松的我,邀请了十来位大学同学,在厦门马拉松聚会。当时,我提了一个宏大的主题“爱自由”。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岂无他人?念子实多。在篝火边,我十年来第一次探讨了人生,以下是当时记录的原话,有点肉麻:

“回想没有和大家在一起的这十来年,干了很多事,但更多的是为生活工作奔波,四处转战,埋头做事,很少停下来认真思考,整个人被搅入了社会大体制的机器之中,没有机会倾听自我内心,以至于忽视了自我,甚至迷失了自我。这些年来的一切,被动性很强,常常被社会环境所左右。而这个社会的一切,往往是约束一个人的自由的,不论是自由的思考,还是自由的行动。以往自我感觉强大的内心,也越来越弱,正如一堆篝火,长期没有添柴火,火苗越来越小了,温度越来越低,热情越来越淡。”

“这短暂的一生如果要过得有意思,有意义,有劲,能久远,一定要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一定要在每一次重要的选择上,都首先倾听自我,坚持自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学们也一起肉麻地回顾了十年来遭遇与感触,随后便陆续散去。当时,我正处在第二个盘整期中,追求“无用”。这种肉麻的回顾意义重大。直到今天。在我朋友圈的朋友会注意到,我都还在用那一天的篝火图片作为朋友圈封面:

2016年3月初,我的一位同事,恰好毕业于您曾经梦想的目标北大,她和我们一起在北京朝阳门附近一个湘菜馆“吉祥鸟”吃饭,席间很认真地问:“黄老师,如今媒体形势这么糟糕,我们如何自处?”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回答,因为这恰是我思考已久的问题:营造一个小气候。

那几年,我已经放弃了少年时“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这样宏大的理想,在一段时间的写作中,我很少使用任何之前非常偏爱的宏大词汇,比如2013年那样的“爱自由”,而偏爱具体而微的细节。比如,在2015年记者节,我作为主编,写了一篇社论《我最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凸显的最大词汇也只是“好奇”。生活是如此的复杂,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世界,不被世界改变就是胜利,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理想,那么,我们就努力打造一个小气候,当每个人身边都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小气候,最后大气候自然就会好。

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要警惕一些理想的毁灭性。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曾经以崇高的理想为目标,竭尽全力地缔造未来,结果呢,不知不觉间,却创造出一个与目标截然相反的现实。这种悲剧,恐怕比理想早早破灭还要来得痛彻心扉。

这位同学的这个问题,问得很是时候。

偏偏就是这么恰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得到了一个被迫面壁的机会,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特殊空间完全与世隔绝,并承受特别的压力。在这个极端环境中,各种宗教和理念在冲刷着我。过程省去不叙,总之,我反复思考,最终接受的是四个字:日拱一卒。 从此引为信条。

“理想”其实有两种。我们常常说的理想,往往是我少年时那种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还有一种更重要的理想,我认为是真正的理想:率性而为、自我完善。一个人昨天做了一件很赞的事情,不等于今天仍然很赞,今天仍然需要接受考验。一个人的天赋秉性,是否得到充分、淋漓尽致的发挥?每一天都是一次磨砺,任何一次松懈,都是理想的崩塌。关切当下,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以为:生活的一切秘密,都在“日拱一卒”之中。

呦呦鹿鸣四个字,取自《诗经》小雅第一篇,代表宾主饮宴、探求大道,共同分享、其乐融融的场景。我把它作为我个人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恰是对少年时那个理想的中和。那之后,我很少用自己的本名,而以呦呦鹿鸣的鹿鸣君自称,提醒自己日拱一卒。

我的二女儿,在我回家之际出生,我给她起了小名“呦呦”,一个自由自在歌唱的场景。它和我大女儿的小名“寻寻”,反映了我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理想的不同理解。

随后,我选择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并进入了企业。又一年,我出来创业。在2016年后,我一度把我的小团队,叫做“小气候团队”,也就是营造一个小气候的实践。

创业这一年多来,很不成功,没有成绩。我先后尝试了马拉松项目运营,版权印内容确权系统开发、健康食材供应、名师教育课程开发等项目,有的做着做着失败了,有的一开始就失败了。当然不要说其他许多纸面上的完美畅想了,比如,我曾经设想做一款完美的马桶。商业计划书之多,恐怕也是少有的,无数次头脑风暴中,我都曾有成功的幻觉,仿佛无数次登上了人生的巅峰。曾经有一位和我一起畅想未来设想的同学,出国读书又回到了上海,绕了地球一圈了,竟还没见到我的成功。

我最初时建了一个很小的群“一秒钟几十万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一秒钟几十万”就是我,代表着致富成功梦想,实际是,我团队一年的收入还不及我之前的年薪,还把积蓄都花完了。这个群就成了专门负责互相嘲笑的群,常常上演小型尴尬现场。

在世俗意义上,我非常失败。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怪罪于我,但我自己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追寻理想的一步呢?”如果看我这一年多的业绩,同样也可以提这个问题:确实也没有任何人怪罪于我,即便是这一年多给过我很多支持的师友,但是,我该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这一步呢?

不过我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日拱一卒的精神,也意味着率性而为。严格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这个过程:我们是否坚持了底线?是否保持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一点。

说点其他有意思的事。2017年初,我在呦呦鹿鸣公众号上发起了“每天一千字”,践行日拱一卒的理念,迄今,已经过了16季,有数百人参加了。过去半年来,我写了很多文章,确实帮助了很多人,比如关于山东疫苗事件的19篇文章,关于甲醛问题的“九百个故事”,还比如被拆迁户,腐败的厅长等等。有五篇文章还刷屏了。文字仍然是有力量的,这些文字仍然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我本人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没有经营行为的写作过程中,在这个做“无用”之事的过程中,我确信了我自己:仍有日拱一卒的坚持。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虽然很少有人知道。

偶然看到来自苏东坡的一段话:“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时。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我很认同,并补充一点:当写作又坚持了一天,我便得到了又一重的快乐。

如果我们的人生理想,是关于自我完善和率性而为,当我们将目光从向外转为向内,那么,关于社会实际问题的困缚,就不是问题了。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我们都可以追求这样的理想。比如,您学金融,金融中也有您热爱的历史。一部世界史,何尝不是一部金融史?通过金融,难道不也有助于帮助他人,完善自我? 专业,仅仅是工具,我们终究不至于被一个工具控制了一切。

一个人,即便在现实中一败涂地,仍然保持对未来的憧憬,即便生活的真相鲜血淋漓地展现在面前,仍然有乐观坚持下去的勇气,这就是理想主义也许我一度动摇过,怀疑过,妥协过,被人嘲笑过,但我始终相信,理想主义永远不会过时

问题只在于,你如何看待理想:它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处世选择,还是一种面向内心的生活态度?世界会在不同的人中,呈现不同的面貌,而拥有梦想/理想的人,将看到最丰富的那一面,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了。

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眼中,每一天,我们都身处一座庆贺的礼堂。

如果你认真看,你会注意到,我前面的叙述中,用了好多次“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是的,直到今天,回望过去,我才注意到,虽然我以一种理想受挫的悲情踏入社会,而且常常被沮丧缠绕,但其实好运总是眷顾着我。大概是因为,好运总是眷顾一位理想主义者,即便他的理想,是那样温和了。即便我看到了无数的社会阴暗,但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都特别正派;我遇到的每一个伙伴和客户,都充满友善阳光;而我每一次山穷水尽之际,都会获得朋友的帮助。我曾经说,这个社会最为弥足珍贵的一点是“陌生人的善意”,而我幸运地得到了特别多。正是因为这身边的一点点善意,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山区少年,在这二十年中,在福建、湖北、江苏、湖南、北京、上海幸运地生活过来了,我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岁月和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偶尔还能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写到这里,我想了想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像我,像我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像我一样幸运,甚至更幸运。

我依然没有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没有实现少年时那个支撑我的理想,也依然不富裕,我只是,与自己和解了。如果理想主义者是被世人永远嘲笑的那一类人,我愿意永远被嘲笑下去。人们终将发现:

即便卑微如蝼蚁,日拱一卒也是莫大的力量;即便身处铁屋暗室,心中亦可光明如日月之炳炳。

不知道是否对您有所帮助。祝新年顺利!我把这封回答,分享到呦呦鹿鸣,也祝所有阅读本文的朋友,新年顺利!吉祥如意!